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炜日前表示，打破垄断是实现电信业体制创新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在我国电信现存的发展基础和资源配置体系下，垄断既不是孤立的行政性资源配置结果，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为。不搞市场多元化，就打不破中国电信业的行政垄断，但是由于电信业的替代性不强，完全打破又是不可能的。 　　史炜认为，垄断有多个形态，一是自然垄断。电信业在单一的固话时代，它是运营商生存和稳定发展重要基础。在电信技术和服务内容多元化后，新增业务的竞争使自然垄断成为产业发展的障碍。 　　二是行政性垄断，即政府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形成的垄断。在一个国家向市场化转型中，是破坏有效竞争市场建立和实施市场监管的最主要障碍。因此，政府监督行为从直接控制转变为基于法律规定的监管是消除行政性垄断的前提。 　　三是市场化垄断。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一家企业只要不是通过“反竞争的不正当行为”来维持或获得垄断，并由此占据对国内或国际某类产品的主导地位。世界500强中的一些超大型跨国公司，其产业的垄断形态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流通资本与一体，不但占有极高的市场份额，引领市场价格，而且跨国跨行业操作。确立市场自发的短期垄断的合法性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制定经济法规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是技术主导与渗透型垄断。即一家公司通过难以替代性的技术对市场的垄断及对相关产业渗透式的间接控制。显然，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需要打破，而市场垄断和技术垄断则需要保护。 　　史炜认为增值业务的放开比较困难。因为基础业务涵盖面太大，增值业务与基础业务分不清楚，所以难以界定它的范围。如IP既可以说是基础又可以归为增值业务。这样，《电信管理条例》自然就给外资和民营企业造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关于垄断与服务质量的担心，由于垄断是建立在大规模用户的基础上，由于怕流失客户，每个运营商都会考虑自己的质量。 　　史炜指出，在服务上国内外的最大差距是市场压力不同。电信服务要靠需求拉动，要求越高运营商迫于生存压力只能提高服务。国外消费者的要求远远大于中国大陆，中国买手机的人太多了，连收破烂的买手机，对于服务基本没有什么需求。欧美国家的超前主要源于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我国从78年试行市场经济算起才有26年。不要处处与国外比，目前国内的一些人情化服务确实挺不错的。等你发现“人”真的很重要，才会做好产品。这是国内外的最大差别，电信也一样。 　　史炜称中国的电信业一点不落后。短信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有关，是文化颠覆经济的一种结果。3G也将是一种颠覆，只是在经济领域的颠覆滞后，在消费领域的超前3G也一样，可能第一代起来的3G用户仍然不是商业用户，而是一帮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