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立场和结论如何，胡鞍钢的一个报告所引发的3G大讨论，目前看来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在3G牌照或将发放的前夕，这种民间思潮的大碰撞应该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些许珍贵的意见和参考。 　　不过，目前关于该问题的讨论都直接针对报告本身，甚至胡鞍钢本人，通过“挑刺”和反驳来推翻前者的观点，却没有太多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思路涌现。笔者认为，大家应该把重心放到3G牌照发放方案的讨论上，才是正途。 　　国家决策机构在3G牌照问题上一直坚持审慎态度，没有因过度喧哗的舆论环境而浮躁和摇摆。不管牌照何时发放、以何种方案发放，我觉得这一态度都应继续保持，也应继续维护中国政府在2001年制定的3G基本策略(又称“十六字方针”)——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发展市场。 　　关于牌照发放时间问题，最近的信息显示，今年年中发放的可能性不大，或将推移到年终或明年年初。由于牵涉多个部委的协调、涉及太多利益团体的博弈，具体方案出台过程应该不会太过简单、迅速。 　　关于牌照发放方案问题，之前已经有了“六合三”、“四合三”等说法，最近的消息是：前者已被决策者基本否定，后者则开始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青睐，但也都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 　　笔者倾向的方案是：“四张移动网络+三个移动牌照”，即中国移动一个牌照(采用WCDMA或WCDMA&TD-SCDMA标准)，中国联通一个牌照(采用CDMA2000标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一个牌照(用一个采用WCDMA或WCDMA&TD-SCDMA标准的3G网和一个租用中国联通GSM2G网)。 　　首先是混合组网问题。倘若TD-SCDMA单独组网，面临的风险将很大，比如终端提供，目前没有足够成熟的TD-SCDMA商用终端面世，而WCDMA商用终端已有70多种；由于设备供应商热情有限，TD-SCDMA商用设备目前成熟度不甚理想，要完全达到商用标准时间会拖得很长；同时，计费、后台支撑等配套软件产品提供也存在很大瓶颈，决非一蹴而就。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制约运营商选择TD-SCDMA标准的热情，它们的态度又会直接影响下游设备和终端供应商的选择。如果上下游供应商与运营商三者之间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后TD-SCDMA标准有可能被市场和商业规则扼杀。 　　当然，混合组网的好处在于：TD-SCDMA标准可以在被更广泛接受的范围内(运营商、设备供应商、终端供应商、政府机构等)取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从技术方面来看，TD-SCDMA与WCDMA的区分仅在于基站、终端以及部分后台支撑方面，二者完全可以共用一个骨干网，从而避免混合组网可能出现的重复投资。 　　当然，这一方案风险也会很大。这种模式一旦成型，TD-SCDMA如何避免被逐渐边缘化甚至出局将是个大问题。无论从技术还是商用成熟度上来看，TD-SCDMA都要比WCDMA“青涩”得多，而技术上的被动很容易导致市场和产业上的被动。 　　一般而言，骨干网与基站、终端等在整个电信网络投资中所占比例为85比15，混合组网方案之下，最乐观和理想的估计是，TD-SCDMA仅可获得5%左右的市场份额。可以考虑的一个保护措施是：政府在3G方案中对TD-SCDMA应有的市场份额作出强制性规定(比如10%)，以此激发设备供应商对于研发和投资的积极性。 　　混合组网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双模和多模终端的供应难题。由于终端价格居高不下、目标用户不太认同等原因，中国联通双模手机目前尚未收到预期效果，技术更复杂、定位更高端的3G双模、多模手机命运将会如何，令人不敢乐观。 　　再看中国联通出租GSM网络的可行性。对中国联通而言，此举可使该公司彻底摆脱双网运营的尴尬，专营CDMA2000网络。现在在2.5G网络运营环境下，CDMA技术比GPRS有很明显优势，市场表现之所以被动的原因仅仅在于双网运营中国联通难以全力挖掘该网络的巨大潜力。通过外租GSM网络，中国联通还可从中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这比继续维持要实惠得多。 　　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而言，租借GSM网络可让它们同时拥有2G和3G两张大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巨大的3G前期投资带来的风险。再加上已经基本成型的小灵通网络，这两大固话运营商应该可以与两大移动运营商形成实力相当的对局。在一定程度上，如此“金三角”的组合更可避免3G“双寡头垄断”局面的出现。 　　关于3G牌照发放程序问题，决策部门有必要公开和透明。投资巨大的3G工程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甚至获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可能是必要的。类似主管部门对运营商高层进行闪电互换的行为不应移植到3G问题上。